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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十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

来源:网上买球网时间:2017-11-09 16:38:43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在浙江省余杭县所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耸动朝野的一桩公案。此案历经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多次会审,杨乃武与毕秀姑(人们也叫她”小白菜”)被严刑逼供,饱受皮肉之苦,屈供早有奸情,合谋毒杀毕秀姑之夫葛品连,分别被处斩立决和凌迟,几成铁案。几经周折,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二次京控,时逾三年,惊动了两宫太后,下令刑部候审,经开棺验尸,冤情大白,平反昭雪,杨、毕二人被无罪释放。案中渎职和失察官吏,自封疆大员以下,数十人受到处分,成为轰动一时的奇案。

葛喻氏挟嫌涉讼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人氏,祖辈养蚕为业,日子过得殷实,他20岁中了,30岁岁出头又中了举人,所以,杨家在本县很有名气。杨乃武生性耿直,好抱不平,爱为受冤百姓写个状子,又常常写打油诗张贴墙上讽刺污史,惹得县官胥吏个个见他生厌。

浙江省余抗县城里有一个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娶毕家女儿(因爱穿白色的裙子,人们也叫她”小白菜”)为妻。婚后正苦于没有合适住房,恰巧杨乃武因妻子去世,有余屋一间准备出租,于是他前往接洽。经商议妥当,彼此满意,当年四月夫妻二人搬入。

杨、葛两家比邻相居,经常往来,素无避忌。到了七、八月间,葛品连下工回家,曾见杨乃武与其妻葛毕氏同桌共食。因杨丧偶独居,葛便心生疑窦,多次躲在门外檐下,暗中偷听。可是,除了听到杨乃武教葛毕氏读书诵经之外,既未发现耍笑,更没抓获奸私。但他疑虑不解,便向母亲葛喻氏诉说。葛喻氏也曾见过杨乃武与儿媳同坐,便添枝加叶,大加宣扬,以至于流言四起,议论纷纷。

第二年六月,杨乃武提出增加房租,葛品连疑团依然未解,便乘此机会听从母亲劝告,索性迁居避嫌。葛家搬到王心培隔壁,王心培早闻传言,便留心观察,未发现杨乃武与葛毕氏再有往来。但是,葛品连旧念仍在,耿耿于怀,经常借故打骂妻子,弄得葛毕氏寻死觅活,最严重的一次把头发都剪了扬言要去出家。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七日,患了流火疯症的葛品连身发寒热,双膝红肿。葛毕氏劝他找人替工,他执意不肯。捱了两天,到初九那天,葛品连由店回家,浑身发抖,步履艰难;半路上买吃粉团,当即呕吐;走近家门时,不料又复呕吐,而且双手抱肩,面色铁青。

进了家门,葛品连倒头便睡,让妻子给盖上两床棉被,依然觉得冷,并说连日体弱气虚,需服用东洋参桂圆汤,令葛毕氏拿钱一千文托人去买。不久,岳母毕王氏赶来探询,见他怕冷呕吐,卧病在床,旋即返家。忽然,葛毕氏听丈夫喉头作响,急忙上前察看。见葛品连口吐白沫,言语不得,葛毕氏大惊失色,高声喊叫。邻居王心培闻声而至,觉得情况危急,遂把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岳母毕王氏一起请来。

又请医延治,诊断为痧症,救治无效,葛品连于十月初十上午死去。葛喻氏为儿子换穿衣服,查看尸身,毫无反常现象,也说是痧胀致死。

当时虽已入秋,但南方天气尚热;葛品连身躯肥胖,不久尸体就开始腐败,口鼻中流出少量淡红色的水。他的干娘冯许氏便扬言:“死得突然,尸身怪异,事情可疑!”葛喻氏听后也觉有理,又看到死者面部发青,于是就想到可能是中毒,便再三盘问儿媳,葛毕氏一口断言绝无其他缘故。葛喻氏身为婆母,平时就不满儿媳的行止,此时又怀疑她谋杀亲夫,便以儿子身死不明为由,求人代写诉状,送到县衙,喊冤请验。

县官衔恨报私怨

知县刘锡彤早就对杨乃武有看法,闻告后,怀疑杨乃武与毕秀姑谋毒,亲率衙役,仵作前往验尸。当刘锡彤去验尸时,尸体腐变加剧,躯体膨胀,上身皮肤乏青,问杂红紫色块,腹部有几个疤疹。两个验尸官也辨识不清,把指甲灰暗写成指甲青黑,口鼻出血则写成七孔流血。接着两人又用银针探刺死尸喉部,发现颜色变暗,验尸官沈祥说是中了烟毒,另一验尸官沈彩泉却说是砒霜中毒。他们各自固执己见而争论不休,竟忘了再用皂角水擦洗银针,重新再试,就含含糊糊的报了个”服毒身亡”。

刘知县一听”中毒”二字,心中暗忖:“果不出我所料。”立刻当场讯问邻居。可讯问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把小白菜葛毕氏当作重要嫌疑犯带到了衙门。小白菜一进巍森森的公堂,就吓得六神无主,当知县审问她时,她只是呜咽的连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刘锡彤认定淫妇狡诈,喝令用刑。衙役拿了拶指,将小白菜的纤纤细指紧紧套上,狠命一拉绳索,十指连心,把小白菜痛得昏死过去。可怜纤弱女子,怎能忍受如此酷刑?只好咬牙屈招,在知县的诱导下,说是与杨乃武久有私情,未曾间断,杨乃武于十月初五拿来砒霜,叫她下毒。

杨乃武被无缘无故地传讯到了衙门。他心中无鬼自然一点也不害怕。待到知县令他从实招出谋杀罪行时,他才知自己平白受诬。杨乃武不等知县把话说完就勃然大怒,这种无中生有的罪名谁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呢?他痛斥刘锡彤昏庸无能,陷害无辜。刘锡彤愠恼异常,却不动声色,只将小白菜的口供递给他看。杨乃武扫了一眼,便知是屈打成招,还是一口否认。刘锡彤横目冷视,看他态度强硬。联想到杨乃武平时妄自清高,目中无人,时不时为了些许民事,大闹公堂,给堂堂知县带来难堪,不由轻轻哼了一声,心底里说:“今日你案事犯在我的手里,还怕我不收拾了你!”然后喊了一声”退堂”。回头去写报告,请求上台革去杨乃武功名并将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详报杭州府。

杭州知府陈鲁听信知县之言,对杨乃武滥施酷刑,一文弱书生怎么能经得起那么折磨,最后,杨乃武想,就是不认罪,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所幸就承担下了罪名,只求少受些刑罚。他编言说是初三日以毒鼠为名,在仓前钱宝生药铺买红砒四十文,交给了葛毕氏。

为补齐钱宝生卖砒的旁证材料,刘锡彤回余杭传讯钱宝生核查,钱宝生供称自己名唤钱坦,没有用过钱宝生的名字,爱仁堂是小药铺,没有卖过砒霜。县衙师爷陈湖对钱宝生威胁利诱,又请任县衙训导的仓前人章浚写信给钱宝生,嘱咐他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供词为凭,要加重治罪。钱宝生怕自己平白受到连累,才作了伪证,出具卖砒文书。

上报刑部,案情大白

杭州知府陈鲁见三证已齐,上报浙江巡抚杨昌睿。杨昌睿认为案情确实,依原拟”谋夫夺妇”罪断结,上报刑部批复执行。

刑部复核已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期间,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和续弦詹杨氏都曾托人赴京申诉。杨昌浚受了朝廷之命又二次派人查讯,两个被告也曾见到一线希望而双双翻案,但因证人们厌烦官司牵连,害怕再招惹是非,一个个再也不改口了,所以翻案没有成功。倒是杨乃武聪明,想出一个洗刷自己的妙计,竟捏造了两个情节:一是八月十四在葛家调笑小白菜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何春芳:一是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派人向杨乃武勒索,来达到目的,郎串通其父,存心陷害。这就使得案情节外生枝,更加复杂,一时成为悬案。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指斥杨昌浚复查大案故意马虎从事,不加深究,看了,即派学政胡瑞澜审办。

杨乃武再次受审,陈诉时又提及上述捏造之事,胡瑞澜审出其中假伪,就把杨乃武所有翻案供述全部看作谎言,遂对犯夜熬审。两个被告在重重酷刑之下,再度诬服。

十月十八日给事中边宝泉又上一奏,参劾胡瑞澜与杨昌浚关系密切,复查时”中存偏袒”,还揭示了官场中官官相卫的积弊。不久,又有浙江籍几十名京官联名奏章,指出”复审疑狱,迹迹回护”,要求刑部直接作出详细的查证。

当时,清廷内部勾心斗角,在朝官员互相倾轧。出了这样一件大案,自然成了大作文章的依据。西太后久欲除去一批官吏,以巩固自己的至高权力,因此借题发挥,把一批官吏革职查办。

于是,刑部尚书皂保接到谕旨,决定亲自受理。这个经验丰富的老臣仔细阅览案卷,深加分析推研后就发现该案有许多疑结之处。他寻思:若是两人旧情未绝,必有来往,王心培是他们的近邻却为何从未发现?葛品连要是被毒杀,则死时必有迹象,为什么当时不告,而要到两天后才告?为何又不让钱宝生这个出卖红砒的关键人物和杨乃武对质?而草草录个证言就将钱宝生立即释放,皂保带着这几个问题,对已解押到京的一切与案事有关的人员一一详加审讯,又查出验尸宫验尸时草率从事,钱宝生伪证等等证据不实现象。于是整个案子逐渐明朗清晰起来。但葛品连到底是否被毒死,还要看重新验尸的结果才能作出决定。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七,经朝廷批准,从余杭远程运到的葛品连尸棺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当众打开。在皂保监视之下,由刑部指定老练的验尸官重新复验。复验结果;尸骨颜色黄白,毫无中毒迹象。

至此,这个历时3年的千古奇案才真正大白天下。结果,浙江巡抚杨昌溶、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诫、嘉兴知县罗子森及其他一批有关的大小官吏纷纷丢官而去。余杭知县刘锡彤不仅革走官职,而且发配黑龙江,不准收赎。其余,余杭仵作沈详被杖打八十,判刑二年;余杭衙役沈彩泉被杖责一百,流放二千里;葛喻氏被杖责一百,徒刑四年;凡作伪证的也都各担罪责,分别受了罚。

杨乃武九死一生,逃过斧钺之祸,但饱受酷刑,体无完肤,创伤累累,几成残疾,家产荡然而尽,生计艰难。曾一度赴上海《申报》做事,不久返乡,以种桑养蚕为业,至1914年9月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回乡后因无亲友依靠,万念俱灰,在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法名慧定。10年(1930)圆寂,年76岁。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当时立即轰动全国,近几十年经电影的宣传、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影响深远。近日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发现此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大至有如下几点:

一是,此案虽然发生在已经风雨飘摇的满清末年,但办案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同治11年(1873年)农历(下同)10月9日案发,10月12日余杭县一审结案;10月20日杭州府二审开始,接着是三审、四审。清朝是五审终审制,到次年4月五审结案,五个多月里进行了五审。五审结案后杨家不服,又先后到浙江巡抚衙门、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刑部上访,并径直向皇上申诉,一年多的时间又进行了五次复审。到1875年(光绪元年)12月结案,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经历了五次正审、五次复审,尽管十审九冤,但至少各级官府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没有耽误过多的时间。试想,如果拖上18年,会是什么结果?

二是,两任皇帝对案件穷追不舍,是案件得以昭雪的重要原因。1874年9月,同治御批,交浙江巡抚杨昌浚进行第三次复审。在这次复审中,杨乃武、小白菜推翻原供词,案件出现转机。1875年四月,刚刚位登大宝的光绪特派学政胡瑞澜赴浙江进行第四次复审。因对复审结果不满意,又指令刑部直接审理,刑部重新开棺验尸,推翻中毒死亡的结论,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按照影视的说法,杨家所以能够上达天听,是因为有门子;所以能沉冤得雪,乃是帝后两黨内斗的结果。其实,满清时有一个规定,老百姓的申诉信只要写明给皇上,任何大臣都无权拆阅。在一个权大于法的专制社会里,案件的审理经常是权与权的较量,只有当事人的申诉能够直接送达最高当权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减少冤案的发生。

三是,对涉案人员处理之严令人叹为观止。冤案真相大白后,凡是参与过该案审理的,从验尸人沈祥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被”摘去顶戴花翎”的100多人。这样处理虽然严酷了些,但对于杜绝冤案的继续发生却是完全必要的。相反,冤案得雪后,主审法官不仅毫发无损,以后的冤案尚能避免乎哉?

四是,冤案形成的原因令人深思。据史料记载,与影视作品的说法相反,参与办案的各级官员都不存在徇私枉法、挟嫌报复或勒索财物的犯罪行为,有些人的态度还算认真。县令刘锡彤、浙江巡抚杨昌浚接案后,都曾派员进行”微服私访”;钦差胡瑞澜到浙江后,撇开原审人员,另调宁波知府、嘉兴知县等人会同审理。之所以十审九冤,究其原因,大约有三点。一是在”有罪推定”的法制环境里,过分看重了群众舆论。二是在”罪从供证”的法制环境里,为取口供滥使酷刑。三是各级官员因沾染官僚恶习,缺乏严谨深入的作风。尸捡验毒时所用的银针,按要求必须预先用皂角水洗过,而沈祥竟没有清洗,因而误将因病死亡鉴定为中毒身亡。以后的9次审理,直到刑部复审才重新验尸。

此案虽然过去130来年,籍古征今,仍令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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