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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来源:华侨历史 时间:2018-09-06 15:24:01

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今天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民族的祖先,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中国大陆云南一带向南迁移的属南方蒙古人种的原始马来人(古印尼人)。他们迁入之后,把印尼群岛的原始人小黑人族或尼格里多族(Negrito)和韦达族(Vedda或Wedda),逐步加以同化或驱赶到群岛偏远地区和东部地区。同时,逐步形成新马来种族(又称混血马来种族),即今苏门答腊的亚齐人、占卑人、巨港人、楠榜人、米南加保人,以及爪哇人、巴厘人、望加锡人、米纳哈萨人、德那第人等。原始马来人从中国大陆南部带来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如东山文化(四方形石斧和铜鼓)等。公元前后,已开始有中国人在印尼群岛活动。唐宋以降,直至明清,中国和印尼古国如耶婆提、阇婆、诃罗单、诃陵、室利佛逝、三佛齐、须文答刺等,关系日益频繁和密切。

历史上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主角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土生华人(Peranakan)。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文化交流是难以想像的。唐代已开始有中国人定居印尼。公元924年有一艘中国大沙船在爪哇三宝垄附近沉没,船客漂流至岸,据云是中国人定居爪哇之始。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发现大量宋代铜钱,说明当时已有华商在印尼群岛活动。元军远征爪哇后,有一些元军士兵留在爪哇和加里曼丹等地。有明一代,在爪哇岛北部(杜板、革儿昔、苏鲁马益等)、苏门答腊南部(旧港等)、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已有不少中国移民的聚落,而且他们在当地颇有势力,并开始同化于当地社会。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尼后,尤其19世纪末以来,中国移民(华侨)人数大增,1860年为221438人,1930年曾至233214人。

在19世纪末以前,中国移民多为男性,他们普遍与当地妇女通婚,并形成日益众多的土生华人(侨生)社会。印尼土生华人一般不懂华语,操地方方言;生活和风俗习惯近似原住民,但仍保留一些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世代与印尼人通婚,或土生华人之间通婚。雅加达的息览人(Orang Selam)或巴达维亚人(Orang Betawi),就是中国移民和原住民的通婚的结晶。在爪哇岛北部沿海地区的茂物、干冬圩、加拉横、文登、南旺、拉森、查帕拉、杜板和锦石,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楠榜和巴眼亚比,在巴厘岛,在龙目岛,在苏拉威西的哈尔马赫拉和望加锡等地,均存在类似巴达维亚息览人的同化现象,也都产生土生华人社会。

印尼华侨华人在中国印尼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中国穆斯林(郑和本人也是穆斯林)如王景宏、马欢等人及其他华人穆斯林,在爪哇岛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14-16世纪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大贤人(Wali Sanga或Wali Sembilan)中有不少人具有中国血统。在雅加达、三宝垄、锦石、巨港等地,至今仍保留不少华人穆斯林墓地,就是证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6世纪拉登·巴达[Raden Patah,即华人穆斯林陈文(Senopati Jin Bun)]在淡目(Demak)建立爪哇岛上的第一个伊斯兰教王国。

二、对促进印尼民族语言的形成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土生华人创造了中华-马来语(Melayu Tionghoa),有人也称之为“低级马来语”(Melayu Rendah)、“巴刹马来语”(Melayu Pasar)或“巴达维亚马来语”(Melayu Betawi)。它大约是19世纪中期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逐渐形成的。使用者主要是土生华人,但其他种族集团也懂得和使用它。实际上,它已成为当地所有居民的交际混合通用语(1ingua franca)。其基本语法属马来语,吸收大量汉语(闽南方言)借词。在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印度尼西亚语之前,马来语有高级、低级之分,有中华-马来语、廖内马来语、巴东马来语、棉兰马来语、东爪哇马来语之分,因此实际上中华-马来语是马来语或印度尼西亚语的一个分支。1945年印尼独立后,中华-马来语消失,混合为统一的印度尼西亚语。中华-马来语的主要奠基人是李金福(1853-1912)。

印尼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包括:饮食类(如teh茶,kue cang粽子;tahu豆腐等);农作物类(如pecai白菜,leci荔枝,lengkeng龙眼等);医药类(如kolesom高丽参,jintan仁丹等);日用品类(如cawan茶碗,mopit毛笔,tenglong灯笼等);服饰类(如tekua短褂,congsam女人穿的长衫、旗袍等);商业类(如cengkau掮客、经纪,toke、tauke头家、老板等);游戏、赌博类(如capjiki十二支,congki象棋等);航运类(如sampan舢舨,tongkang艟舡等);节日类(如imlek阴历,sincia新正、新年、春节等);宗教迷信类(如toapekong大伯公,posat菩萨等);社交、称呼类(如nyonya娘囝、夫人、太太,kiaopao侨胞等);建筑场所类(如loteng楼顶,pangkeng房间等)。同样,华语(闽南、客家方言)中也吸收不少马来语或印尼语借词。例如马干(makan,吃)、沙地(sate,烤肉串)、杜果(duku,又译榴如)、榴梿(durian)、红毛丹(rambutan)、洞葛(tongkat,拐杖)、纱笼(sarung,花裙)、雪文(sabun,肥皂)等。

19世纪中叶以后,印尼土生华人开始出版中华-马来语报刊,并把中国的宗教书籍、古典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译成中华-马来语和爪哇语、望加锡语等方言,介绍给土生华人读者。据法国学者苏尔梦统计,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印尼华人作家、翻译家共806人,他们创作和翻译的作品共2757部,另有无名氏作品248部,总数达3005部。其中中国作品翻译759部,包括《三字经》、《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三宝太监下西洋》、《梁山伯与祝英台》、《今古奇观》、《火烧少林寺》、《八美图》、《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

三、促进中国和印尼艺术的相互交流。早在唐代,印尼(室利佛逝、诃陵)已“献女乐”入中国。中国乐器如大小铜锣、胡弦(二胡)、月琴、秦琴、铙钹、钲、笛子等,很早就传入印尼。早在19世纪以前,爪哇岛的土生华人就已经在中国乐器和旋律的基础上创造“甘邦”(Gambang)和“渣里渣里”(Jali-Jali)、“巴洛巴洛”(Ba1o-Balo)和十八摩(Si Pat Mo)等乐曲。“甘邦”音乐以印尼打击乐器和中国的三弦为主,演奏的曲子是中国调,但歌词是巴达维亚马来语。“甘邦”音乐后来以“甘邦克罗蒙”(Gambang Keromong)的名称流传于世。关于“甘邦克罗蒙”,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在1883年以前,土生华人只在祭祀闲暇时演奏“甘邦”音乐。1883年8月27日位于巽他海峡中的克拉卡陶(Krakatau)岛火山突然爆发。爆发后2日内,全岛顿减大半。火山灰蔽天,尘埃在空中数日飘浮不散,海涛汹涌,西爪哇万丹和苏门答腊南部等地区,洪水泛滥,淹没1295个村庄,殃及者4万人,瘟疫流行,人民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有一批华侨到西爪哇文登(Tangerang)附近的克罗蒙(Keromong)山上避难祭神。他们祭神时奏起“甘邦”音乐,并唱起“保民平安”的祭曲。从此,“甘邦”音乐便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以“甘邦克罗蒙”著称。

印尼著名的“佳美兰”(gamelan)音乐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印尼、印度和中国文化艺术相互交流混合的产物。在古代印尼,皮影戏最初发源于宗教迷信,后来其题材主要取自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演出时用“佳美兰”音乐伴奏。较晚时候,“佳美兰”音乐吸收中国乐器的旋律,从而使“佳美兰”音乐更加优美动听。“佳美兰”音乐名目繁多,有“爪哇佳美兰”、“巴厘佳美兰”、“巽他佳美兰”、“苏门答腊佳美兰”等之分,音调也有“斯伦德罗”(slendro或salendro,即五音)、“佩洛格”(pelog,即七音)等之分。“斯伦德罗”(五音)可能起源于中国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些土生华人精于演奏“佳美兰”音乐。

加里曼丹达雅克(Dayak)族非常喜欢中国大铜锣,他们跳舞往往敲击六至八面大铜锣,锣声震耳欲聋。他们用粮食换回铜锣,它与铜炮、中国古瓷器等物成为达雅克族财富的重要标志。

在苏拉威西岛望加锡,早在20世纪以前当地土生华人(华人和武吉斯人通婚的后裔)也把望加锡音乐和中国音乐揉合成别具一格的混合音乐,如通常在举行婚礼时演唱的“登当登当”(Dendang-Dendang)、“八仙堂”(Pak Sian Teng或Pasang Teng)。

在西爪哇文登和雅加达地区流行的“佐克舞”(Cokek),就是当地华人创造的舞蹈艺术形式。“佐克”最初只是音乐,而无舞蹈。而且乐器只有长吹(tang ceh)、短弦(teh yan)、短喇叭(teh terompet)和中国小鼓(gendang kecil Cina)。后来才引进甘邦克罗蒙、吉他和铜锣,以及颇受葡萄牙音乐影响的克郎章(keroncong)乐曲。佐克舞类似西方交际舞。Cokek是女演员所穿丝绸制成的长裤名称,该舞蹈即以此命名。男舞蹈者一般为华人,女舞蹈者则必为印尼女子(一般是13-40岁,初多为女奴)。这可能与最初中国移民只有男性而无女性有关,男女舞蹈者身穿五颜六色(通常是红、绿、黄、紫、棕等色)的鲜艳服装,跳舞时一般是同色服装男女舞蹈者共舞,边对唱边跳舞边喝酒。跳过几场舞之后,男舞蹈者向女舞蹈者赠送“陪舞钱”。有钱华人举行婚礼或盛大宴会时,往往举行通宵达旦的佐克舞会。20世纪60年代,佐克舞在雅加达西部地区仍然颇为流行。

“列农剧”(Lenong)是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爪哇民间剧种。有人说它“极富京戏气氛”。大约20世纪初开始流行于雅加达附近地区。歌唱形式以马来民歌(pantun)为主。剧本多为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由颇富中国风格的甘邦克罗蒙音乐伴奏。

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爪哇地区的“克托柏拉剧”(Ketoprak)是一种地方剧种。它既演古典剧、历史故事、传说,也演现代和外国剧,反映时代内容和现实生活,富于生活气息。演出的外国剧目中包括《薛仁贵》,为了使爪哇观众更容易记住,甚至把薛仁贵改名为“苏迪罗普罗诺”(Sudiroprono)。它用爪哇方言演出,布景道具简单。它类似歌剧,仍保留部分歌唱、舞蹈场面,但逐渐向话剧的形式发展。它形式活泼,时而穿插一些与剧情无大关系的滑稽节目(Dagelan,类似中国相声,后来独立发展为一地方剧种),并用爪哇“佳美兰”音乐伴奏。

印尼皮影戏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但它后来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吸收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如用来伴奏的佳美兰音乐中增添中国乐器等。

中国福建木偶剧种之一的布袋戏(Potehi)在印尼亦广为流行。早在17世纪时,它已流行于西爪哇万丹和雅加达等地。布袋戏不仅为华人所喜爱,而且也深受当地原住民的欢迎。每逢华人在寺庙或街头演出布袋戏时,当地老百姓也挤着看热闹。这是因为印尼布袋戏一般都用马来(印尼)语或爪哇语等方言说唱,当地人民都听得懂;剧目虽然多取材于中国历史演义或爱情故事,但情节生动,自然吸引各族观众。

华侨还把中国建筑艺术引进印尼。几乎在所有城市,或在华人聚落,都有中国寺庙和中国式建筑物。甚至三宝垄、淡目、巨港等地的一些清真寺,其建筑风格也是中国式的。梭罗、日惹、万丹等地的清真寺,都仿造淡目大清寺,但上端(mustaka)为宝塔型,类似佛塔塔尖。这种建筑风格不同于常见的两角攒尖的中国南方寺庙,而已经是中国建筑艺术和爪哇佛塔建筑术的混合。尽管如此,中国南方寺庙和爪哇清真寺仍有显著的共同点,即都是重檐的。建于1761年的雅加达红溪清真寺(Mesjid Angke)则同时显示荷兰、爪哇和中国的建筑风格:正门口的五级台阶、柱子和屋顶顶石为荷兰式;两角攒尖为中国式;屋顶和带木格子窗则为爪哇式。巴厘岛的佐哥尔特·阿贡的王府颇像中国的建筑。巴厘岛的房屋,一进门有门楼和影壁,与中国建筑法类似。苏拉威西南部的建筑风格亦受中国的影响,如采用重檐屋顶,屋顶上有龙等饰物。

印尼的雕刻艺术亦颇受中国的影响。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各城市华人庙宇,以及三宝垄、查帕拉、淡目、曼廷安等地的清真寺,迄今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工匠制作的雕刻品。

四、在印尼交流和传播中医药。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开列许多来自印尼的药物。例如:苏木、沉香、丁香、肉豆蔻、犀角、降真香、龙脑香、玳瑁、槟榔、檀香、胡椒、珊瑚、婆婆石、蓬砂、益智子等。上述药物数世纪以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丰富中国的医药宝库。反之,中国医学和中草药也随着中国移民而传入印尼。针灸疗法很早就传入印尼,并且在医疗上运用日益广泛。20世纪在爪哇等地土生华人经营诸如“美尼尔”(Menir)、“查戈”(Jago,即公鸡)等草药店(Toko Jamu),所配制的各种散、丸、片、剂和草药,多为中草药和印尼草药的混合。印尼民间草药的使用方法以捣烂取鲜汁为主,但也吸收一些中国制药方法,如上述土生华人药店配制的药方即是。许多中草药后来成为印尼草药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大茴(八角)、胖大海、蕲艾、佛手、当归、桧叶、杜仲、藏红花、白花菜、破铜钱、猪苓或茯苓、水君子、麝香等。

五、把生产科学技术引入印尼。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制造术、犁耕和种植法、制茶术、造纸术、养蚕和纺织丝绸法、蔗糖制造和甘蔗酿酒法、榨花生油法、造船法、锡器制造术、火药和火器制造法、罗盘的使用等。

六、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的交流。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把中国烹饪术和各种美味可口,有益健康的饮料和食品介绍给印尼人民,例如茶、豆腐、豆芽、酱油、面条、粉丝、春饼、咸鸭蛋、各种糕点、白菜、韭菜、荔枝、龙眼等。当然,印尼的沙地(烤肉串)、红毛丹、榴梿等也丰富华侨华人的饮食。印尼华人制作的月饼,味道同中国的月饼有所不同,它已经印尼化,用榴梿、芒果、凤梨(菠萝)、包丰(cempedak,一种面包果)做馅。

华侨还把许多日用品介绍到印尼,如:瓷器、碗、簸箕、水壶、木屐、鸡毛掸子、中国式服装等。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阴历新年)、元宵节、爬船节(即端午节或赛龙舟节)、中秋节等,也与穆斯林开斋节、西方人的圣诞节等一起,成为印尼的欢乐节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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